多年前以人才名义被北京授与绿卡“居住证”者，多年后其子女却不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考试。由此导致有些绿卡子女以自杀相抗。
对该政策意图，有关部门的讲解是：担忧绿卡子女挤占北京户籍人口同意高等教育的机会。
“绿卡”子女高考考试苦
酷热7月中，2009年高考考试生李莉从户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来就缩在北京家，阴沉着脸。她的爸爸妈妈回忆，当时都不敢跟她说话，氛围让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档高考考试分数线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场，“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线”。
“三本”意味着李莉只能选择考试报名学费高昂的民办大学或“院中院”，这与当初的理想“人大新闻系”差距悬殊，而当年北京班同学多半能读重点名校。
导致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读了十年的李莉因爸爸妈妈持“绿卡”，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考试资格，不能不忽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程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听不懂，跟不上，李莉从北京的重点中学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中三年级一年，李莉深刻体验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两重天”，尽管保定距北京只区区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质教育温床。她考上艺术团合唱队，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出国到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交流访问；担任学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为外研社录制英语教学片。
在保定，所有都跟着考试大棒转，她感觉掉进了“冰窟”。晚自习不允许上卫生间，哪个上卫生间就罚站一星期，最郁闷的是连戴个彩色发夹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长当众训斥，“她每天打电话哭诉。”她的妈妈说，“大家每两个星期就请假陪她，做心理辅导。”
而去年参加高考考试的杨光，妈妈侯女性则选择了不计本钱从外企离职，陪女儿回老家四川江邮县备考，“当时环境非常恶劣，老家距离震中北川15公里，房屋裂了大缝”。
因与北京教育的很多差异，杨光也是从倒数一二名往前追，最后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新闻系。尽管和北京同学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性仍“如释重负”，“能上大学很好了，50%的“绿卡”孩子一个人回了老家，最后什么也没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考试录取率预计可达79.5%。
之所以选择上海学校，是由于杨光不愿再回京念书，她写文章表达对北京的不满：“这座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欺骗并抛弃了我。”
据北京教委统计，北京现有“绿卡”职员两万多人，包含家属4万多人。2009年参加高考考试子女700多人，16岁到19岁有2723人，其中19岁428人，十八岁727人，17岁863人，16岁705人。
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生，因参加北京高考考试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生班主任的话：“这个女孩平常好好的，但只须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想说话。”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称这类孩子是“被抛弃的群体”。因为现行的“学籍+户籍”高考考试政策，这类“移民二代”正成为没将来，也没归属感的“无根浮萍”，他们既不可以融入当地城市主流参与公平角逐，又很难回归原籍，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可趋于边缘化和被排斥化。
“在京高考考试权”难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俞学文和周洪宇，北京人大代表韩志军等，先后多次在全国人大、北京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允许“绿卡”子女在京高考考试。
自2005年起韩志军多次“上书”，2009年北京“两会”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
1999年，北京人事局颁布“绿卡”规范，凡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者，在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民待遇。“绿卡”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数以万计全国各地人才云集北京，以中关村为核心的海淀区，“绿卡”族最集中。
2003年6月，北京人事局正式颁布《关于推行北京工作居住证规范若干建议》，明确规定：持《工作居住证》满3年经聘用单位考核推荐，并符合年度人才开发目录需要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持“绿卡”者焦虑地发现，“三年之约”并未按规定兑现，其具体考核标准细节到今天也未颁布。“绿卡”规范中的有关子女受教育“享受市民待遇”这一条，可以参加中考，却在高考考试上是“双重标准。”
很多“绿卡”父母的孩子已面临高考考试，但北京人事局网站上关于“绿卡”转落户的评测系统，6年来一直只显示“在建设中”。
直到2009年4月，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忽然发布消息：“绿卡”在30天内完成年检。不少人错过这一时间，“绿卡”被冻结。
2008年初，教育部颁布的“招生工作规定”对考生户籍限制作了适合放宽。上海、天津、深圳和广西等地，遂允许持有《工作居住证》肯定年限职员的子女在当地高考考试。据了解，上海协商解决此问题牵扯了18个单位。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放宽户籍对高考考试资格限制解决社会矛盾的建议》。
俞学文建议进一步放宽户籍对高考考试资格限制。借鉴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可根据居民在当地工作、居住和纳税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学年限等条件来划定界限。
为了争得孩子在京高考考试权，“绿卡”父母结成了“绿卡”网盟，有一个我们的qq群，几百人群策群力。
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到今天接触了4拨“绿卡”父母，“看着父母的情绪从满怀信心到茫然、失望直至崩溃”。
2007年，王振宇是“绿卡”人周靖的代理律师，首开“绿卡”高考考试法律维权先河。当年，周靖向北京东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人事局行政不作为”。
最后，法院不予立案，周靖只能舍弃在北京的所有，带孩子返回老公老家呼和浩特参加高考考试。“她老家是海南，海南打击高考考试移民，坚决实行需要要有学籍又有户籍，但她的孩子一直在京念书，不满足海南学籍需要。”王振宇说，“有些父母被迫无奈只能找当地学校关系伪造学籍，花不少钱。”
现在海南、内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都明确需要，除户口外，还要在原籍有3年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考试。
更荒诞的是，有的父母的户籍并不在家乡，而在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城市的人才市场，“大家孩子回去哪个也托付不了”。
前有“户籍、学籍双认定”的政策，后有正在实行改革的变化莫测的高考考试考试政策，尤其是多省实行课改后，自主命题，考试大纲各异，使“绿卡”家庭出来的孩子很难适应，进退失据。“这类孩子回原籍考试，一定没法考，内容全变不说，平常成绩10%也丢了。”“绿卡”父母杨先生说，“很多孩子学到初中三年级，就去学托福，gre，被迫出国，有些父母把房屋都卖了。”“绿卡”人被逼入了死胡同。“绿卡”人先后十余次上访，找北京人事局、北京教委、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信访局等部门交涉，一直未果。
“他们担忧‘绿卡’子女挤占北京人的高考考试机会”
“假如他们担忧大家的孩子挤了当地孩子考当地学校优势，大家不填报北京高校。”一位“绿卡”父母说。
父母的揣测并不是空穴来风。
2009年6月，父母等到的北京政府有关方面的回复部分印证了此猜测——“教育的公平、公正只不过相对定义，同时要拥有一个大部分人能同意的统一首要条件，解决“绿卡”职员子女在京高考考试问题，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更多人为参加‘高考考试’涌入北京，挤占北京户籍人口同意高等教育机会，导致新的不公平，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政府不应仅为有北京户籍者服务，应为所有北京纳税人服务。”在一家企业担任老总的刘先生反驳说，“为何大家纳税比其他人高得多，但户籍福利却享受不到？”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觉得，这背后是北京户籍与外地户籍之间的“招生指标分配不公”问题。
一些人拿“保护边远少数民族省区考生利益”做“挡箭牌”，然而大家对招生指标不公真的的不满，并非针对落后区域，而是针对北京等大城市，“你在外地读个大专或许在北京就可上名校”。
他觉得应尽快让高等教育资源按实质就读高中人数在各省市之间公平分配。但他觉得，与此有关的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财政投入和社会福利没全民均等化、国民身份化。
要解决流动人口资源合理分配问题，王太元建议应进行“实报实销”，“所有些公共投资将利益明晰分配到个人身上，按经济学投入产出剖析”，“譬如，四川的孩子到北京，国家给的500还是给他，四川说你不在这受教育了，那大家就不给了，北京给这部分。倘若北京也不给，那父母再自己补上这500，这也是相对公平的”。
在人口日益流动的今天，“户口纠纷只不过冒出来的最易被看见的小小‘尖顶’，藏在下面的才是重点。”王太元说。
